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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的利与弊
对于城市中那些充满爱心的父母而言,孩子是他们生平最大的财富,为了把孩子培养成龙、成凤,他们情愿奉献毕生的心血和财富。
今天,很多中学生家长碰到一起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要不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读书。
时代催生少年留学
少年留洋,这是时代催生的现实问题。因为国内的青少年们正背负着升学、就业的双重压力。望子成龙,而且“出洋的孩子更易成大龙”的巨大诱惑,使得广大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的家长们对上大学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热忱越来越高,使现在出国留学生的年龄呈现出低龄化的发展态势。
就这样,一批批城市中小学生办了退学手续,背起与自己体重相当的行囊,怀揣父母毕生的积蓄,更背负着全家的嘱托,远涉重洋,去寻找自己未来的天空……
他们是在同学羡慕的目光中走的,是在父母殷殷的热望中走的,是在教育学家的忧虑中走的,是在国外校方的欢迎中走的……
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如果没有生活的这个变故,他们本应该依偎在父母身边,衣食无忧、娇生惯养,享受小皇帝般的优裕生活,但现在,他们却要挺起纤弱的身躯,独自打拼异乡。
我们该为他们高兴,但也深深地为他们担忧。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教育是一座尚未开发的金矿
什么力量在催生中国的留学潮?
社会现象总是像海水一般潮起潮落,但在中国大城市中涌动的出国热潮却总是历久不衰。
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始终存在着文化势差现象,即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吸引。人们对强势国家、强势民族总是充满渴望、幻想和追求。比如人们爱模仿发达国家的流行时尚,爱选购发达国家的商品,进而也包括接受那里的教育。今天,一些家长和孩子出洋的心愿,也是这种趋势的反映,表现着他们对强势文化、流行趋势的追求。世界发达国家集中了当今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领先的科技知识、管理手段,还有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以及世界上最健全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普遍的社会舆论是:世界的先进国家,它的教育水平必然也是先进的,他们那里的文凭含金量自然也比我们这里的高。所以获得发达国家的文凭,在国内就业能获得较高的承认。
为孩子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可能早地投身到这样一个强势的、领先的社会环境中去学习和锻炼自己,这是一部分家长的价值趋向。正是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中国的家长和学生们热望着国外,而外国人也正眼睁睁地盯着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富裕的阶层。他们有能力支付孩子在国外高昂的学费。对接受留学生的国家而言,是看中了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腰包。这是一个有上百亿潜力的市场,很多国家都想来赚这笔钱。
与国内重点高中和大学竞争异常激烈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数量减少,高中和大学的就读人数严重不足,学校为了生存,只得靠大量招收海外留学生来摆脱困境。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国内教育市场供不应求而国外教育市场资源闲置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灵敏的外国教育机构便把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可待发掘的教育消费市场,称“中国教育是一座尚未全面开采的金矿”,试图通过吸收大批的留学生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他们把眼光瞄向了可能带来长远利益的中学生,对他们实行优惠政策,降低语言要求,吸引他们留学。频繁在中国各大城市巡回进行的外国教育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吸引留学生的好处还不止是经济上的收益。比如美国,高等教育除了每年为美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而且最终会带来几十万的人才流入。现在在美国各高校里,研究生的一半来自国外。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来会留在美国工作,他们在成才以后的各种创新能力首先给美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美国的科技发展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国科技精英的引进。可以说,高等教育已成为美国最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也是美国在高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无疑,一个青年留学生对于他的留学经历必定是难忘的,当他回到本国升任要职后,感情因素会使他一直关注着那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会作出有利于其留学国家的决定,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商业的。比如,当他用惯了某种商品时,他就会进口更多的该种产品。同时因为他懂得该国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也就会更留心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无论当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当了部长,还是皇妃,以至公司主管、进出口部的经理,这个国家都将在各方面获益良多。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此,每个国家都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外国留学生的生源的。
在家长心里望子成龙肯为孩子投大钱再看我国的教育现状,却着实令人着急。国内相对薄弱的教育能力和旺盛的教育需求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大量教育需求没有找到消费出路。眼下出国留学的低龄化现象,正反映着我国现有的办学体制、教育模式的弊端。
中国人历来重视孩子培养,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使他们肯把大钱投在子女身上。目前,我国城市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增长速度为年均20%左右。在居民储蓄中,“为子女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所占比重为44%。此外,现实的就业压力也要求家长必须在子女教育上加大投资。
由于国内的大学承载能力有限,大学的门开得很窄,多数中学毕业生无缘进入大学,家长怀揣的教育资金只好向国外释放。
小留学生带走的是教育消费资金,反映的是教育改革方向的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都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少数学生精英的权利。
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仅8%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每年应届毕业的300多万高中生,即使在连年扩招的情况下,也只有一小半能进入大学。近年城镇大批独生子女相继进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段,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高峰期即将到来。但高等学府门槛太高,国家准入控制严格,教育消费领域呈现出明显供不应求的局面。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领域都已进入买方市场,但高等教育仍是卖方市场,他们称之为“短缺经济的最后领地”。
如今上大学比起80年代来说,已经容易了很多,但若想进名牌大学,读热门的专业,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有人开玩笑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国内就业市场,如果没有圆了大学梦,少数特例的除外,一般而言,基本算是死定了。可是圆了这梦就行吗?也不见得,现在高学历、洋学历、双学历真是多如牛毛啊。
若干年后,当你的孩子去北京建国门的写字楼里应聘外企一个中级职员的位置时发现,排在他前面的5个人,可能有两个是早稻田大学的硕士,两个是哈佛的MBA,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你孩子哆嗦了半天,竟没敢把那本国内的本科学历掏出来。
学历在急剧地贬值,这是现实。一二十年前,你手握一张正宗的本科文凭,还算是天之骄子,心里可能相当自得。但是,现在再掂掂手里的文凭,已经发觉有点轻飘飘的感觉。随着国内高学历人才的增多,就业市场的竞争将愈趋激烈起来。在国内的几大中心城市,有的是高薪的好职位,但一本过硬的文凭往往是它的敲门砖。面对这种局面,那些进不了大学,或是没能进入名校学习,又不甘愿进普通高校的学生,就选择了另外的出路,直接出国留学,以求未来有一个高起点的事业发展机会。
“早出去的利与弊”送子出国,谈何容易,家长要承受金钱和情感的双重苦酒。但就是这样,他们仍然义无返顾地把孩子送上征程,这当然不会是一种冲动之举,他们的算盘珠子肯定已反复拨动过,认定这绝对是一桩利大于弊的事情。
“早出去”是相对于传统的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出去而言的。在孩子的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把他(她)送出国,理由是:有利于语言尽早过关和对当地社会的适应和融合。人们常说越小的孩子可塑性越强,在语言、文化观念等等方面更易入乡随俗,而比较大的孩子逐渐趋向定型,想让他有所改变,所花费的气力就很大了。
先说语言方面。根据专家的研究观点:幼年、童年是人们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一种语言环境中生活,几乎在游戏中就能掌握这种语言,完全没有成年人面对外语的那种“攻关”的艰辛。语调、味道可以做到很纯正,他们和外国人通电话,对方可能根本听不出他们是在国外出生的人;反之,十几岁后,母语的烙印深厚起来,对外语的掌握难度就越来越大,到成年之后,无论下多大功夫,再想讲一口不带口音的外语,已经是很难做到的了。
不少老华侨,青年时代来到国外,因为失去了语言过关的最好时机,现在几十年了还说不好英语。在许多国家的唐人街,你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坐‘太克西’(TAXI,即出租车)来的吗?”“不是的啦,我是‘抓’(DRIVE,意为驾驶)车来的啦,怎么也找不到‘趴’(PARK,意为停车)车的地方啦。”这种发音,让人听着很滑稽。但他们的英语程度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再怎样下功夫,成效也不会很大。这是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的关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对人才的国际交流能力越来越看重。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掌握一口纯熟的外语,以获得比国内升学大学生更强的竞争力,很多家长不惜血本,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去。显而易见,中国已加入WTO,随着进一步的开放,对外语的掌握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薪金。
有的孩子说:把我送到国外读书,即使什么也没有学到,在那个环境里英语水平肯定会不同一般。爸爸说这是花钱给我买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在国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我爸爸在国内断断续续也学了十年八年的英语,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学,但他总也张不了口,就是缺乏这种语言环境,所以成效不行。
有种说法:在国内读四年,拿到的是一个证书。在国外,可以说四年下来拿到的至少是两个文凭:所学专业和一门外语(某些国家需要选修第二门外语,这样就又多了一门语言功夫)。两个当然比一个划算。在当今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外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使得这第二个专业可能比第一个还重要。虽说现在就业压力很大,工作不大好找,但如果你具备了流利的英语,何愁在国内找不到好工作。
再说说“融入”的问题,这也是许多家长把孩子早早送出去的一个动因。如果一个学生完成学业后打算回国创业,那么另当别论,但如果计划长期在国外发展,就必然有一个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融合的问题。一个人到了成年阶段,随着本民族的文化积淀越深,就越难与国外社会相融合,心理上的隔阂很强烈,而在孩子阶段,人与人最没有距离感,所以早出去有利于尽快适应当地环境。
不过,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留学低龄化倾向,教育界人士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指出:国内的基础教育十分突出“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它能为学生学业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在世界上是得到公认的。如果过早地将孩子送出去,中断了“双基”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不利于孩子今后在更高层次上的学习。因此为了让孩子在国内打好知识的基础,尽量晚一些送孩子出去,这样,可以以我们在知识上的优势来弥补语言上的劣势。
除此之外,出去早的孩子由于在国外的时间相对较长,安全隐患增加了,花费也必然较大,相对于高中毕业后出去读研究生,家长可能认为后者经济上更划算,安全上也更稳妥。
总之,在早出去和晚出去的问题上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而定。
我的经验是,看家长更看重什么了。如果看重尽快地适应语言、融入当地社会,家庭的经济条件也足够好,就可以早些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更多地考虑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考虑学生的人身安全,最好是在高中阶段,他们的思想成熟些再送。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出国留学
从已在国外的少年留学生的情况看,并非什么样的孩子都适合国外的生活。出国留学,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将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课程体系、不同的生活环境等等。进入这样一种完全陌生的世界,孩子身心都会经受巨大的冲击和考验。
小孩子可塑性强,所以从小就送出国去念书确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只为了送出去,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心理素质、自控能力以及语言基础等因素的考察,后悔可能就在所难免。依照孩子类型的不同,他们在国外的境遇也可能差别很大。如果孩子体魄好,性格开朗合群,那么自然容易适应新环境;反之,巨大的冲击会转变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将孩子重重地击倒。选个适合的孩子出去,目的达到了,钱也花得高兴;选错了人,家长钱花了,孩子罪受了,两头落空。
所以说,能否从西天取回真经,是件因人而异的事情。当你动了让孩子出洋的念头之后,不妨先对自己孩子的性格特征、学习能力逐项进行评估,以全面了解孩子的情况,也许这个结果会帮助你做出自己的选择,以免盲目行事,造成被动。
我们大概可以说出无数条出国必备的素质来,期望着这些即将跨洋求学的孩子们身上具有。比如强烈的是非观、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外语基础等等。无疑,这些都很重要。小小年纪,肩负如此重任,需要具备的素质太多了。但出国留学的成败,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在生活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两个方面。
今天跨出国门的一代人,尤其是这些“小留学生”,是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诞生的一代人,他们素有“小皇帝”之称,从小被家长和亲友视为掌上明珠,向来是以自我为中心,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裕日子,凡事不用自己操心,只要一心一意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学习好了,父母就高兴,家务活儿几乎一点不做,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也被家长为孩子安排的各种各样的“特长强化班”填满了。
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大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这可不像出门旅游那么轻松,自己将要用一副纤弱的肩膀来独自承担国外学习和生活的重负,没有很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少学生来到国外以后,由于没有了父母的贴身关爱,一下子显得非常不适应。好像被扔在了一座荒寂无人的孤岛上,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从寻找合适的住房,到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种种事情对这些小留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考验和锻炼,他们经常因为一些琐碎事情而焦躁不安,遇到问题,没有自己的主见,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常常自认倒霉。有的由于和房东关系紧张,半夜里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有的财物被抢,人被殴伤;还有的因和同学没搞好关系而被孤立、歧视。
所有这些,都与这些学生不会保护自己、独立能力不强和缺乏交际能力有关。
中国城市目前正处于独生子女时代,这决定了国内家庭的孩子,自立自理能力普遍比较弱。如果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生活自理能力太差,在出国留学的决策上,父母必须慎重。至少,要让孩子在出国前,有充分的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的机会和经历。试想,在本国熟悉的环境下独立生活能力都很差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们在一个文化、语言、饮食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会怎么过。
笔者在采访中,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个中学生天性爱睡懒觉,但在国内每天早起7点半就必须离开家去上学,所以一直痛苦、抱怨。自从退学准备出国起,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敞开睡觉了。但到了加拿大之后,这个习性仍不能改变,以至于上课经常迟到。没办法,家长每天早晨只好掐着钟点给他打来越洋电话催起床,用电话铃声来打断他的鼾声。据说,有时电话响到中断,那边孩子还没被叫醒,家长还要重拨第二遍。而孩子醒来了,就要叫苦。
走上这条路的孩子的确是要吃些苦的,可能在初期还不是一般的苦。如果家长把孩子送出去,是指望外国的生活条件优裕,那他希望肯定要落空了。那里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很优裕,但你孩子肩负的使命和他自身的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现在就拥有那种优裕的生活。相反,他刚去,生活真可能是一塌糊涂。如果不能接受那种艰辛的考验,那么,呆在国内,依在父母身边,可以花比在国外少一半的钱,过上比出去强一倍的生活。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必须吃得这份苦。所以不肯吃苦的孩子,也就是不适合出国的孩子。当然,一个孩子吃得了苦还是吃不了苦,在今天人们的家庭中是不容易被辨别出的,一个孩子上面有父母、爷爷奶奶及姥爷姥姥六个大人疼着,哪有什么真正的苦等着他吃。也只有放在国外那样的环境中,让他独立处理生活的复杂局面,他应对困难的韧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掘。
说完了生活适应能力,再说孩子的学习能力。因为这也是家长要认真客观评估的重要方面,事关在国外的学习成败。
中国的大多数孩子智力发展都是正常的,学习能力很强,家长不必为此过分担心。但总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在语言智慧和逻辑推理智慧上天赋不够,学习能力较弱。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出国留学也要特别慎重。毕竟无论中外,现代教育都特别依赖于语言智慧和推理性智慧。
中国的孩子和国外孩子各自不同的特点是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学教育是自上而下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许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它也培养了学生的依赖性和思维的直线性。但一个中学生如果想到国外去读书的话,依赖性太强、思维单一就表现出致命的弊端。再加上语言不过关,能看不能说,严重削弱中学生在国外学习和生存的潜力,所以很多中学生出去之后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没有积极参与的能力,这是制约学习知识、获得进步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大凡受“填鸭式”教育毒害较深、只会死记硬背的学生,在这里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学习能力障碍,也就是出国留学应该慎行、缓行的人。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有这样特征的孩子:他们头脑灵活、爱说爱动、实际操作能力强,但不刻苦,平时学习成绩中等。他们在家长会上常常被批评为不细心、不努力、贪玩、淘气。他们不肯下功夫死记硬背,在国内的学校里考高分的从来不是这些人,但这样的孩子有很大潜力,只是不适于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竞争。而国外教育比较注意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和创造性的开发,给了这类孩子很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国外的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孩子,甚至会给他开小灶的。
我们中学所教的内容一般比国外的要深,中等成绩的学生到了国外,仍然如鱼得水。加上他们灵活、好动的天性,比较适应外国的教育模式,往往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
这类学生就是教育工作者认为适合出国留学的孩子。
日本足球进步的原因
日本足球先进的原因有几点。
日本足球在1976年开始试行针对青少年足球培养的“足球俱乐部训练中心制度”,1980年正式全面展开,到1995年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已经基本健全(日本足协基本不参与或干预J联赛的运营)。
从启动时间上看,他们的训练中心制要晚于我们“举国体制”下的体校制。
从管理模式上看,同样采取的是“四级输送制”,即日本的“训练中心制”从下至上分别为:地区训练中心(相当我国的城市)→都道府县训练中心(47个,相当我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域训练中心(9个,相当我国的大区如华北、东北等)→国家训练中心。各级训练中心的资金由政府统一划拨,这与我们的体校制基本相符。
不同的是,他们的训练中心的具体工作由各级足协负责,隶属性很强,我们的体校则直接受各级体育局竞技体育处领导,足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班,而体校之外的社会足球学校,要么隶属于职业俱乐部,要么挂靠在教育系统,足协的作用只归结于名义上的业务指导。既便如此,由于我国实行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两条线并行体制,而挂“学校”之名必须经教育部门审核批准,因此名义上就要隶属于教育系统,继而造成体育系统面对社会足球学校而无所适从,以北京市为例,北京足协在管理体系上仅认可国安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另外的不同是,日本足球的“四级输送制”包括地域训练中心(大区),我们没有这一级,却有体育传统校。如果将学校包括进来,他们的输送体系应该是“五级”。实际情况是日本职业俱乐部只常设一线队和预备队,预备队分为两档,其他梯队则均放在普通学校中,并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选才,部分豪门俱乐部的梯队可达1000人以上。
同时还要知道,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为了加强国民素质,曾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其中日本教育部门硬性规定,每一名学生必须至少参加一至两个业余体育俱乐部,费用已经包含在学费中,若参加更为专业的训练,才需要另外缴费,最新数据为330元人民币左右/月,相比日本人的家庭收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大、中、小学校才是日本足球真正的梯队基础,而且真正堪称为群众基础。
从管理运行上看,日本足球要更一体化、规范化。在1995年之前,各级训练中心选拔运动员基本上是通过对抗赛的形式,这与我们的做法基本相符;从1996年开始,他们便建立起了国家训练情报信息机制;1997年建立了全国教练员研修会机制,共同确认下一阶段训练课题、传达国内外足球的最新情报,并派遣教练员赴海外学习青少年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1999年对所有足球教练员开放情报资料。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足球训练教学大纲(每两年更新调整),不论是职业还是业余训练均以此大纲为准,其中最极端的是由上至下全面实行442阵型,最细致的是细化到运动员的腿的粗细程度,最科学的是依据各年龄段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特点,甚至提取球员的人体组织标本确认生理生化指标,以指导制定出相应的训练要求和规划。
在这一方面,由足协协调教育、卫生等部门进行共同研商,想必会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绝对强于个体教练员的自学摸索。也就是说,日本足协极力推行的“一体制”,已然趋近或超越于我们目前的“举国体制”。
从具体操作上看,日本足协将青少年人才培养大致分为五期,即启蒙期(8—9岁)→基本技战术学习与实战过渡期(10—15岁)→实战期(16—17岁)→成熟期(18—21岁)→完成期(21岁以后)。由足协直接管辖的国家训练中心负责统筹指导U12、U14、U17的选拔和训练工作,每年安排一到两次集训,以组建相应年龄段的国家队。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们也一样,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明晰且严格地予以执行,是否有篡改年龄或拔苗助长的现象出现。
从赛制上看,日本足球的全国性比赛共分为四级:一、无年龄限制级,除J联赛、天皇杯、日本足球联赛外,还包括大学生足球锦标赛;二、18岁以下,包括青年足球锦标赛、高中生足球联赛、俱乐部青年足球联赛(U18);三、15岁以下,包括准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学生足球大会、俱乐部青年足球联赛(U15);四、12岁以下,包括少年足球大会等。相比日本的全国性赛事,我们由足协统辖的U系列赛制并不亚于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不同的是,中国足协一方面被职业联赛和上级指令搞得手忙脚乱,另一方面又统辖不了教育系统属下的足球体系,因此U系列的运行是否良性良好,看看国足和国奥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另外,我们虽然也有大学生足球联赛和大学生运动会中的足球项目比赛,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中学生联赛,保持延续性的只有中学生运动会中的足球项目比赛。在此,就不用说少儿年龄段的比赛了。而日本足球非常注重对青少年高中阶段的重视及赛制的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早在1980年1月,国家体委、团中央、教育部曾共同发出《关于在全国中小学生中积极开展足球运动的联合通知》,随后建立起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固定赛制,包括体育系统的青年足球联赛、业余体校少年足球赛和业余体校足球邀请赛,以及教育系统的12岁以下“萌芽杯”、14岁以下“幼苗杯”和16岁以下“希望杯”。可是,如今改的改、撤的撤,已经堪称面目皆非。
我们目前的U系列是在顺应国际潮流,不过,规模的大大缩减却已呈空中楼阁的态势了,特别是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下的足球体系已然日趋分道扬镳,或者说仅为藕断丝连,甚至体育系统下的体校体系和职业体系也在日趋被迫疏离,原本运行良好的“举国体制”继而令人极为堪忧了。
另外,近些年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们的举国体制被国外体育界推崇”的论调跃于报端,却忘了我们的“举国体制”是建立在行政运行的基础之上,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体育强国甚至根本就没有体育行政机构的存在。况且,至少在足球项目上我们的“举国体制”已然支离破碎,因此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下予以改良,而不是陶醉于所谓的外国人的羡慕和推崇,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国情,不会蠢到照搬照套的地步。当然,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对“举国体制”必须坚持。至于改良,上文曾提到日本足协推行的“一体制”,是否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从教练员机制上看,日本教练有C、B、A、S共4个等级,只有S级可以执教J联赛球队和国家队,其他等级的教练基本是从事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工作。这也是国际惯例,我们也一样,不过是C、B、A共3个等级,只有A级能够职业联赛和国家队。不同的是,日本足协对教练员的晋级有一个硬性数据标准,即“教会一万个孩子踢球”,这也是每一名职业教练员的义务而被规定下来。而我们只有一次15—20天左右的培训考试,便可拿到等级证书。不过,我们裁判员的晋级反而有类似的数据要求,因此一旦周末有各级别较正规的业余比赛,基本上便会看到低级别主裁及无级别边裁的身影,因为他们要以此积累执裁数量和经验。这种硬性要求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即便是职业教练员,也得“被迫”定期深入到基层业余队进行具体的训练工作,而均不设梯队的职业俱乐部也很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既能锻炼所辖教练员的能力,更能以此发现青少年足球人才,当然,庞大的足球人口也给了他们施展拳脚的余地。
在此需要补记的是,若想在欧洲拿到教练证书,即便是最低一级也需要1—2年,其中青少年教练证书的办理最为严格。曾任国家队助理教练、率上海申花队夺得联赛冠军的吴金贵,在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留学4年后,才成为“中国持有国际足球教练员证书的第一人”。另外,国外的每一级教练证书都要予以年检。以英国为例,教练员必须要进行再学习,在每年赛事间歇期有3至4次,英足总会派出讲师授课,包括对世界足球最新技战术及理念等方面的研讨,以达到统一共识。
回到日本足球,他们还特别强调青少年培养工作的无偿义务性和责任心(也取决于整体国民素质),并团结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群,其中以中、小学体育教师和大学生足球运动员为主,以及社会各界热心足球的人士。履行社会义务,充分体现爱心,令这些教练员得到了社会尊重以及自豪感,进而更加尽心尽力,同时更会让更多喜爱足球的孩子可以无经济负担地先行踏入足球之门。必须说明的是,日本足协对U12的教练员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把守着第一道关”。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欠缺很多。
(转载自他处)
同时日本人还根据自己身体、体能的特点,在适当学习他人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属于自己的技战术,并且坚持了下来,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使日本足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足球场中草坪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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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足球场草坪问题探讨
2003-10-04 作者:周福生 谭继清 谭志坚 来源:中国花卉报
一、国内运动场国产草坪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初,贺龙同志在西南行政区工作时,多次指示绿化和体育部门要使用适应性强、耐践踏、养护费少的当地优势草种??? 狗牙根,这是提倡运动场草坪国产化极有见地的号召。他领导当地干部群众建造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场地地下部分结构和狗牙根草坪质量优异。后来筹划建造北京工人体育场、南京五台山等体育场时,贺龙同志还指示国家体委、江苏体委派人到重庆学习,促进了全国足球场草坪的建设。 随着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对场地草坪有了很高的要求。重庆的工程技术人员自1983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体育场草坪化学除草和草坪草种的选择试验,开展足球场草坪系统性养护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取得成果,结束了早春时节体育场人工拔除杂草的历史,论证了中国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区许多城市的足球场草坪以选用适应性和生长势强、耐践踏、抗病害、需水量少的结缕草、狗牙根、假俭草、地毯草等国产草种为好,其中尤以结缕草的耐践踏性、抗病害、草坪弹性等较狗牙根更佳。1989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全面更新大田湾体育场草坪。这块全面更新的球场草坪,是由结缕草(占90%以上)和假俭草(占5%)等混合建成的,历经140天完成,时间短,质量高,造价低廉,得到国内外足球教练和运动员的赞扬,也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国家体委老主任荣高棠还题词:“发展体育运动,促进草坪国产化。”1999年1月20日,亚洲足协官员在大田湾体育场草坪上进行认真检验后,对高质量的草皮进行了充分肯定。
20世纪初,国内一批留学生赴法学习造园美学,他们学成归国后,把在法国学习的草坪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在南京、上海等地采用当地优势草坪草种,如结缕草、狗牙根、假俭草等建造了许多休息草坪和运动场草坪,而没有采用在法国常见的早熟禾属、羊茅属、黑麦草属、剪股颖属草种。有的教授指导建植了被誉为亚洲和世界一流的足球场???上海江湾体育场的结缕草草坪,从1937年一直使用到20 世纪90年代初。
辽宁、山东等省是我国结缕草主要原产地,大连、沈阳、青岛、济南等许多城市的学校、工矿等单位,在1990年以前应用结缕草建造了优质草坪足球场,这是当地足球运动发达的重要基础之一。
华南地区的优势草种狗牙根、假俭草、地毯草等,是广州地区众多足球场草坪的混合草种,也有使用结缕草的。
北京工人体育场草坪初建时用的是狗牙根,经过科技人员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于20世纪70年代初从大连购买结缕草草皮运抵北京,更替狗牙根草坪获得成功,成为首都许多运动会和国内外重要足球赛的绿茵场地,亚运会的开幕式就是在这块优质草坪上举行的。
我国运动场草坪国产化是有成功经验的。韩国、日本已加快对结缕草的开发研究,美国人也在反思本国冷季型草坪存在的问题之后,学习和引进中国、韩国、日本的成功经验,选育了结缕草属、狗牙根属、假俭草属草坪新品种,足球场大力使用结缕草。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有的城市却去掉结缕草草坪,购买大量国外的冷季型草籽来建造洋草坪。在高温、干旱季节的许多球赛,草坪常常出现斑秃或裸地,雨天比赛时则满地泥泞,使许多球迷怀念过去的国产草种草坪。
二、欧美国家和韩国、日本足球场草坪现状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荷兰等国位于北纬45至65,相当于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哈尔滨以北地区,但气候属于温带,且全年湿润。我们现在常见的冷季型草坪草是当地的原生优势草种,所以那里足球场草坪和园林绿化草坪是就地使用的优势草种。
美国位于北美洲,多数地方的纬度同我国有些相近。美国应用的草坪草不都是冷季型草坪草,许多广场休息草坪近几年选用养护费用低、耐践踏的结缕草和野牛草的数量正在增加,许多城市的球场草坪是结缕草,他们十分重视各地的气温、干旱状况和有无充足淡水灌溉条件。
美国于1895年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结缕草,1905年以后从朝鲜、中国、南亚和大洋洲等地采集、购买结缕草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大学、科研单位、球场应用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用先进育种技术培育了许多栽培品种。
韩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气候条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园林绿化方面受我国影响较大,现在仍然坚持营造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园林自然美景观,因地制宜使用本国原生的结缕草。日本皇宫的大草坪只使用结缕草和对环境污染最敏感的苔藓植物。近些年,这两个国家均下了很大功夫选育结缕草的栽培品种。2002年6月,两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场地大多数球场草坪草都是结缕草,草坪质量远远超过了欧美的足球场草坪。
三、对目前中国足球草坪问题的看法
国人对草坪草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草坪草同其他植物一样具有自身的生活周期,自然运行的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许多草坪草都有休眠期,暖季型草坪草在低温时休眠,冷季型草坪草在高温、干旱时休眠,这是由植物遗传基因决定的。要求一种草坪草既耐高温、耐严寒,又耐阴、耐干旱,且耐贫瘠、耐盐碱,还耐践踏、抗病虫害,四季皆绿,美观漂亮,纯属苛求,并不现实。我们常见冬季休眠好的结缕草,翌年春季萌发,生长势很强,草坪质量很高。草坪草是喜阳光的,现在有的新建体育场,解决了观众的遮阴问题,却不能满足草坪草对阳光需求,短短几年,更换了多次草种仍生长不良。
正确选择草坪草和先进的种植技术是建造草坪的基础,坚持科学地养护管理才能使草坪草生长健壮,保持绿草如茵。“三分种,七分管”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许多人重视植草或重视草种,却轻视养护管理。前者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后者要在漫长的时间里,花费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对草坪草进行维护。要把培训与造就专业草坪养护人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足球场的管理者应该成为草坪专家。笔者认为,足球场管理者应该在实践中逐步成为草坪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用先进技术建造出优质场地和优质草坪,并把草坪维护好。教练也应该熟悉不同场地的草坪,有针对性地训练运动员。1992 年和1996 年中国足球队两次兵败吉隆坡,许多人认为战略战术有误,却很少研究当晚的天气和场地草坪。中国运动员没有在那叶片很宽且薄、粘水很滑的地毯草上练出过硬功夫,两次比赛都遇雨,场地草坪很滑,队员出场后连续滑倒,乱了阵脚。所以,球场草坪的质量直接影响比赛的成绩以及运动员水平的发挥,运动场草坪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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